而他的字又是可道

清代帝王对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政治隐语如此地穷追猛打,让人误以为是罹染了偏执狂或是迫害狂的心理疾病,但事实却远没有如此简单,皇帝真正的目的是希望能杀鸡儆猴,制造一种集体恐慌,使人们不敢轻易玩弄文字,挑战最高权威。

周算是这场康乾时期文化运动中的幸运儿,因为他死在一百多年前,倘使他活到乾隆时代,必定难逃诛戮族灭之灾。在这场由皇帝亲自策划发动的文化清剿运动中,很少有人能够逃脱成为漏网之鱼。

像生活在康乾盛世的大多数文人一样,谈论古事或是嘲笑古人也许是为了满足自己写字癖比较保险的办法,议论时政被称为妄议国政,乃是一条杀头重罪。所以像张贵胜这样从古书上将摘抄的古代名人轶事编辑成书出版,或许是再安全不过的了。但即使如此,也有可能背上借古讽今的罪名。

皇帝的苛察一个直接后果是促使人们进行自我审查,因为没有人能料到皇帝究竟会对哪一个字哪一句话发生兴趣,所以文人只能无限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,将一切都视为可能触犯避讳的地雷,没有什么比自我审查更能彻底地驱赶不安分的思想,也正是通过这种方法,避讳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中,并且成为头脑中支配所有思考和书写活动的深层潜意识。就像乾隆在一道谕旨中所说的那样,俾愚众知所炯戒,让这些愚民引以为戒。

气息来自于书中人皆汉魏上,花亦义熙余的诗句。这句诗在一般人看来没有任何奇怪之处,不过是抒发一下作者周亮工追慕魏晋风度的情感,但在乾隆皇帝眼中,这是一首不折不扣的逆诗。所谓义熙余,乃是套用陶渊明一个相当冷僻的典故,义熙乃是东晋末年安帝的最后一个年号,据说陶渊明所著文章年月,在义熙之前,都用东晋年号,之后惟书甲子,不书刘宋年号。想那周亮工原是前明进士,后来入清为官,难保他不是借陶渊明的典故暗喻心怀前朝,于是周氏原先收入四库的所有书籍全部抽出销毁。

不敢说,可不敢说,非常不敢说,这是康雍年间的文士张贵胜编纂的笑话集《遣愁集》中收录的故事里的一句话。这句话的背景是五代时期宰相冯道的一位门客在为冯道念《道德经》的头一句道可道,非常道时,因为冯道的名字是道,而他的字又是可道,所以这位倒运的门客只得将所有的道,都改成不敢说。

过去文士试图用政治隐语将自己的抗议或政见隐晦地表达出来,但现在却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,皇帝早已谙熟文人这套行业秘密,开始以其人之道还诸其身。

1787年,清代最大规模的文化工程《四库全书》已经全部编纂完毕,进入复勘阶段,但一位名叫祝堃的详校官却从一本品鉴历代收藏画作的小册子《读画录》中嗅到了可疑的气息。

遑论是真的有政治隐语暗藏其间,即使没有,皇帝和他的臣僚也会挖地三尺,从中寻出那些散发着悖逆气息的违碍字句来:维民所止是影射雍正无头;明月有情还顾我,清风无意不留人,是思念明朝,出语诋毁,大逆不道;胡中藻《坚磨生诗钞》中清浊和浊清自然是毁谤本朝,最可恶的是竟敢说皇帝训谕乃是下眼训平夷;那名叫刘三元的疯汉,竟然胆敢梦见神道称他是汉世后裔,这分明是要兴汉灭满的悖逆狂徒;还有一个叫高治清的老头儿,一听名字就知道此人必是心怀怨望的逆贼。

最安全的方法,就是管住那双不安分的手和不老实的嘴,也许就像冯道门客那句名言才是最保险的:不敢说,可不敢说,非常不敢说。